汉语疑问句百年研究史

·汉语语法修辞研究专题·

汉语疑问句百年研究史

刘　薇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０６；贵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贵阳５５００００）

［摘　要］作为汉语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句类，疑问句一直是语法学界探讨的热门课题，汉语疑问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文章以纵向的时间轴为纲，以横向的议题轴为目，先后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末、新世纪以来的汉语疑问句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以期整理出近百年学界关于汉语疑问句研究的学术演进史。

［关键词］汉语；疑问句；百年；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Ｈ１４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４１－０７

汉语疑问句的研究一直是汉语句子类型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都在这个问题上投入过一定的精力，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从最早讨论这种句子类型的《马氏文通》到现在已有一百来年的历史，个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研究过程，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哪几个时期，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可惜此前语焉不详。我们在这里不揣浅陋，试图对一百年来汉语疑问句研究的历史演进作个初步的梳理。

　　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的汉语疑问句研究

最早对汉语疑问句予以关注的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它以我国虚字研究为框架，根据助字所传

语气的区别，将疑问句分为传信和传疑两大类。其中传疑又分为三小类：即“有疑而用以设问者”“不疑而用以咏叹者”“无疑而用以拟议者”。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继承了《马氏文通》的部分观点，将疑问句为为三种，即“表然否的疑问”“无疑而反话语气”“助抉择或寻求的疑问”。但是当时的学者大都把目光集中在语法体系的构建上面，并没有对疑问句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对疑问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在这部著作中，吕氏首次提出“‘疑’和‘问’的范围不完全一致”［１］的观点，他认为一方面有传疑而不发问的句子，另一方面也有不疑而故问的句子，前者是测度，后者是反诘，吕氏概括了疑问语气的三种类型，即询问、反诘、测度，且主要讨论了其中表询问的问句。他把疑问句划分为两类，即特指问和是非问，在是非问中又包含了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除此之外，吕氏也对不同类型疑问句中所使用的疑问语气词进行了考察，对整个疑问句系统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

进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中国文法要略》研究为基础，吕叔湘在《语法学习》中对疑问句的分类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０２

［作者简介］刘薇（１９８１－），女，四川宜宾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从事词汇学、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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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整和修改，将疑问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是非问、选择问和特指问，将反复问和抉择问合并为选择问。之后，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期间，黄伯荣在其《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中首次具体指出了疑问句的定义，他提出，“有提问语气、语调的句子都属于疑问句”［２］，且将疑问句划分为是非问、选择问、特指问、正反问四个大类，并对这些问句的结构特点进行了细致分析，同时还对“表猜想的疑问句”和“表反话的疑问句”进行了考察，黄氏对疑问句的分类应是学界疑问句“四分法”的先声。到了６０年代，由吕叔湘和丁声树等合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明确将疑问句分为四类：特指问、选择问、是非问和正反问，这一分类方法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学界对疑问句系统的普遍看法。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学界关于疑问句的研究尚有零星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黄伯荣（１９５８）、徐志清（１９５９）、徐仲华（１９６０）等。黄伯荣（１９５８）对《水浒传》中的疑问句系统进行了考察，指出它的疑问句有哪些格式及其与北京话的异同。黄氏将《水浒传》的疑问句系统归为四种类型，即特指问、然否问（又叫是非问）、正反问（又叫反复问）和选择问，并依次说明了它们的结构特点。徐志清（１９５９）则对疑问句中的具体一类———选择疑问句作了考察，这里所说的选择疑问句，是指用“还是”来关联的疑问句，这类疑问句有的是“无疑而问”，有的是“有疑而问”。徐仲华（１９６０）通过对疑问句和反诘句的讨论，提出了“是非问式用作题目，无论是肯定式或否定式，都经常是反诘，而不是一般的疑问”［３］的结论，这种结论也反映了疑问句除了提出问题以外，还具有种种修辞效果。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汉语疑问句的研究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沉寂期，没有任何相关研究成果。这种沉寂的局面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才被打破。

　　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末的汉语疑问句研究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汉语疑问句的研究逐渐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学界对疑问句

的研究也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范继淹（１９８２）、朱德熙（１９８５）、袁毓林（１９９３）等，他们一改以往宏观分类的研究方式，开始对其进行微观的描写研究，并将探讨疑问句的研究理论作为一个重点。在这段时期，不仅仅是大陆学者，还有许多台湾和国外的学者也在积极对汉语疑问句进行相关研究。由于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同内地有差异，因而也就能够对汉语疑问句进行新的认识。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疑问句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首先是关于疑问句的分类问题，经过我们的梳理，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认识：两分法。这种分类方法下也有两派，一派是以吕叔湘早期的观点为代表，将疑问句分为特指问和是非问两大基本类型，并将正反问和选择问纳入是非问的范畴；另一派则以房玉清为代表，将疑问句分为是非问和非是非问，并将特指问、正反问和选择问纳入非是非问的范畴；三分法。这种分类方法以朱德熙为代表，他将疑问句分为是非问句、选择问句、特指问句三种类型，在选择问句中又包含一种特殊的问句———反复问句。胡裕树和邢福义等学者也都赞同这种观点。另外，在疑问句总体分类上，张伯江（１９９７）与之相同，只是内部小类有所差异，他将反复问句纳入了是非问句的范畴；四分法。这种分类方法以黄伯荣为代表，他将疑问句分为四种类型：即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并对它们的结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林裕文（１９８５）对疑问句的分类标准问题作过相关论述，他认为在对疑问句进行分类时，应当将疑问句结构的形式标志作为主要依据，将形式和意义两者紧密结合；而同样是疑问句的分类标准问题，邵敬敏却有不同的观点，他将疑问句看作是两种选择，即是非选择和特指选择，其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后者则是针对性回答。

在疑问句研究中，疑问句的疑问程度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该问题上许多学者也是各执一词，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吕叔湘曾在《中国文法要略》中以疑问程度为依据，把疑问语气分为询问、反诘、测度三类。在这之后有许多学者对疑问句的疑问程度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徐杰、张林林（１９８５）、邵敬敏（１９９６）等。徐杰、张林林（１９８５）将疑问程度划分为四个层次，且将疑问句类型同疑问程度一一对应，并作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之后，邵敬敏（１９９６）也对疑问句的疑问程度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就疑问程度来说，特指问最强，“吗”字是非问句较强；正反问信疑各占一半，“吧”字是非问句则较弱，而反诘问的疑惑因素为零，因此最弱。张伯江（１９９７）也对疑问句的分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注·１４２·

意的是，张氏在最后利用话语分析理论探讨了为什么是非问句的语法化方向是从句中走向句尾，进而提出“疑问属于话语平面，否定属于句法平面，疑问作用于话轮，否定作用于陈述”［４］的观点，这就从一个新的视角回答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语言中疑问形式总是倾向于放在句首或句尾，否定形式总是放在谓语上。学者们在“疑问程度”上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也从根本上体现了他们在疑问句表达功能上的不同认识。

（１９９７）等。祝敏彻（１９９５）对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中的汉语选择问和正反问的相关形式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并总结了二者的历时发展特点，这使得我们对这两种疑问句的发展演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吴福祥（１９９７）则把“ＶＰ－ｎｅｇ”疑问句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分化演变的过程，并以“吗”“麽”为例，对其虚化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此外，吴氏以史料为基础，对“吗”“麽”在其中的用法作了相关比较分析，并得出“‘吗’承接了‘麽’的部分语义和功能，两者并非完全一致”［５］的结论。

继黄伯荣（１９５８）对《水浒传》中的疑问句进行专书研究后，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一些对疑问句进行专书研究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关键（１９８７）、廖序东（１９９３）、刘镜芙（１９９４）等。关键（１９８７）对《世说新语》中的疑问句进行了计量考察，同时该文对先秦至《世说新语》时期疑问句从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发展变化作出了总结，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疑问句的全貌有很大意义。之后，钟明立、陈旸斌（１９９３）也考察了《世说新语》中的疑问句和疑问词，并总结了与先秦相比，六朝口语中疑问句和疑问词的特点。刘镜芙（１９９４）则对《金瓶梅词话》中的选择问句进行了考察，重点探讨了其中的“ＶＰ不曾”式、“ＶＰ不ＶＰ”式、“可ＶＰ”式，也对其他句式的特点作了总结。宋晓蓉（１９９６）在对《论语》中特指式疑问句进行计量统计的基础上，对其中特指式疑问句的句式特点、疑问焦点、答问方式及疑问语气词的使用情况等进行了分析。此外，一般认为“在先秦汉语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要置于动词之前，且用法严格，几乎没有例外”［６］。而宋氏在《论语》中却发现了几个疑问代词作宾语用于动词之后的用例，这就意味着一些古汉语语法总结出来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与完善。

ＶＰ”这两种反复问句是相互排斥的，在同一种方言里，两者不能共存。之后，袁毓林以苏州话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阿ＶＰ”能不能看作是非问句进行了讨论，对“阿ＶＰ”和“ＶＰ吗？”以及“ＶＰ不ＶＰ”等句式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其对应的双重关系，同时以正反问句为对象，对各种方言中它的分布问题也作了更加深入的描写，对于构建汉语疑问句系统有重要意义。彭兰玉（１９９５）则分别从语法、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对衡阳方言中的疑问句进行了考察，主要从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和正反问四种类型入手，同时比较了衡阳话和普通话中疑问句使用的不同，对我们了解衡阳方言中的疑问句特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疑问句中的句尾语气词进行针对性考察也是这一时期疑问句研究的一大特点，对疑问句尾语气词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许进（１９８３）、邵敬敏（１９９３）、熊仲儒（１９９９）等。许进（１９８３）对疑问句句尾“为”的词性进行了考察，并梳理了学界关于疑问句句尾“为”的词性的不同观点，在对不同观点进行讨论之后，许氏认可“为”是语气词的结论，并从五个方面提供了相关例证。邵敬敏（１９９３）对“吧”字疑问句及其相关句式进行了考察，邵氏首先将“吧”字疑问句分为两种类型，并分别讨论了两种类型疑问句的语义特点。随后他考察了“吧”字疑问句的疑问程度，一般认为，疑问句的疑惑程度按等级可分为三级，但邵氏认为三级的划分略为粗疏，他首次将疑问句的疑惑程度分为五个等级，这也就将疑问句的疑问程度划分得更加详细了。邵氏对于学界将“吧”出现于特指问句尾时看作祈使句持否定态度，并提出这是一种“特指问与是非问的混合句式”。关于句尾语气词“呢”，这一时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专门讨论。胡明扬（１９８１）、邵敬敏（１９８９）均认为“呢”不是一个疑问语气词，金立鑫（１９９６）也认可这一观点，且提出“‘呢’字的疑问句总是对它前面的句子或者语境有一定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它是半独立性的”［７］。金氏同时也对有“呢”和没有“呢”的疑问句的语用功能进行了比较分析。叶蓉（１９９４）对非是非问句中的语气词“呢”进行了考察，一般认为非是非问句中的“呢”表示疑问语气，叶氏则提出，“‘呢’不表示疑问语气，而表示一种缓和地深究的语气”［８］。同时，也认为“呢”用于反问句末位，也不表示疑问语气，与陈述句末位表示确认兼铺张语气的“呢”相似。同时关注到句尾语气词“呢”的还有熊仲儒（１９９９），熊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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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方言中的疑问句进行考察的是朱德熙（１９８５），朱氏认为在汉语方言中，“ＶＰ不ＶＰ”和“可这一时期学界开始关注对疑问句进行历时角度的梳理，较有代表性的是祝敏彻（１９９５）、吴福祥

“呢”在疑问句中的意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对胡明扬（１９８１）、邵敬敏（１９８９）等对“呢”在疑问句中意义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且认为“‘呢’与‘语境’在负载‘确信’义上还是有所不同，前者属于显形式，后者属较少使用“呢”，在独白时较多使用“呢”。

于隐形式，所以前者‘深究’义较明显”［９］。熊氏还提出了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呢”的情况，即询问他人时（１９８９）、侯一麟（１９９５）和吕明臣（１９９６）等。邵敬敏（１９８９）对由叹词单独构成的疑问句进行了考察，并运用“音义对应类比法”对这类疑问句进行分类，进而运用“语义层面分析法”将叹词疑问句的语义分别纳入四个语义层面。侯一麟（１９９５）则对关于第三者的疑问句中否定式答语语义的确定性问题进行了考察，对话中涉及不在场的第三者的疑问句的否定式答语常常会引起歧义，侯氏以生活中的真实对话为例，分别从口语、书面语、重音规律、否定中心、句子深层结构和标记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首次提出了“发问”“被问”“所问”“不跨越原则”等新概念。吕明臣（１９９６）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吕氏首先提出，“造成侯先生论及的那种‘疑问句的否定式答语’歧义的并非因为‘答语用问语的主动词’，而是要看这个‘主动词’是什么”［１０］。因此，吕氏用几个不同的主动词对侯氏提出的例句进行了替换分析，并得出结论：主动词不同对答语语义确定性的影响是不同的。接着，吕氏对侯氏提出的“不跨越原则”也提出了质疑，吕氏指出“并不是‘原则控制语言形式，通过控制形式达到确定语义的目的’，而是先根据问句问什么，确定答句的意义，然后再选择不同结构形式的句子去表现这个意义”。我们认为，吕氏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我们认为例句“牟总了解这件事么？”回答：“不了解。”和“牟总清楚这件事么？”回答：“不清楚。”同属于语义有歧义的例句，吕氏将这两个例句放入截然对立的情况中讨论不妥。

（１９９４）、徐杰（１９９９）、李先华（１９９９）和徐烈炯、邵敬敏（１９９９）等。邵敬敏（１９９４）将现代汉语疑问句从结构形式上分为两大类：是非问句和非是非问句，而非是非问句由疑问形式构成，邵氏则对疑问形式作宾语子句所构成母句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考察。徐杰（１９９９）以“原则本位”的语法体系为理论基础，重新考察了与疑问范畴和疑问句式相关的一些语法问题，同时提出“所谓的‘疑问句式’并没有独立的语法地位，不应该是语法系统的一部分，应该而且可以从语法系统中分离出去。形式语法的规则系统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疑问句式’”［１１］。徐氏对疑问句式的讨论充分体现了当代生成语法的基本思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注重对疑问句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史金生（１９９５）对一种比较到９０年代中后期，疑问句句式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较有代表性的是邵敬敏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从语义层面来考察某一类特殊疑问句，较有代表性的是邵敬敏

特殊的疑问句———语用疑问句进行了考察，根据疑问句的性质，史氏将疑问句分为语义疑问和语用疑问两种类型，且对语用疑问作出了界定，他认为语用疑问是“对前面话语的表达方式的疑问，而且表达方式的合适与否并不影响句子真值意义的表达，但却可能影响到句子的语用意义”［１２］。史氏对语义疑问和语用疑问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将语用疑问分为由适量准则义引起的疑问，由有序准则义引起的疑问，由预设义引起的疑问，由词语内涵、风格、色彩、联想等引起的疑问和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疑问等几种类型，并指出语用疑问的特点是它们都是回声问句。

上述是我们对疑问句整体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所作的简单介绍，近几年，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了特定疑问类型的研究当中，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对各类疑问句的研究，以讨论是非问和选择问的居多。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说：“只要把相应的陈述句的语调调换成疑问语调，就变成了是非问句。是非问句后头可以有语气词‘啊、吧、吗’，不能有语气词‘呢’。”［１３］范继淹（１９８２）提出：“现代汉语是非问句是选择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１４］范氏认为，动词的各种体范畴、句子的各种谓语结构，对是非问句有不同的约束力，因此，他对四种体在是非问句中的句法表现进行了探讨。之后，林裕文（１９８５）确定了五个划分疑问句类别的形式标志：疑问代词、“Ａ还是Ｂ”结构、“Ｘ不Ｘ”结构、语气词和句调。他认为“是非问句的答句往往是‘嗯’或‘不’，是对整个句子的肯定或否定”［１５］，同时指出“是非问句如果要突出疑问点，可以用上句中重音”［１５］。邢福义（１９８７）·１４４·

提出现代汉语中存在句子末尾用语气词“吗”，同时句子中间又包含疑问代词的问句，这是特指问和是非问结合的一种疑问句。到了９０年代末，陶炼（１９９８）和丁力（１９９９）都对“是不是”问句进行了考察，

丁力（１９９９）从焦点和论域两个方面对“是不是”问句进行了考察，他同意陶炼先生将“是不是”问句从正反问中分离出来的看法，但认为“如果只是简单地分离，让‘是不是’问句与是非问、正反问、选择问、特指问并列，那又显示‘是不是’问句与是非问，特别是其中的‘是’字非为问的联系”［１６］。因此，丁氏对问句系统进行了调整，将问句分为单项问、选择问和特指问三类，而单项问又分为一般单项问和强调单项问，强调单项问分为“是”字单项句和“是不是”单项问两种类型。我们认为，这样的分类确实巧妙地将“是不是”问句和其他问句区别开来，且又注意到了“是不是”问句和正反问、是非问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学界对选择疑问句的研究以描写某一时期的选择疑问系统为主，较有代表性的是徐正考

（１９８８）、徐正考（１９９６）和邵敬敏（１９９４）等。徐正考（１９８８）以几部口语性比较强的文献为材料，对唐五代选择疑问句系统进行了考察，之后，徐正考（１９９６）又对清代选择疑问句系统作了描写，与唐五代类似，徐氏也将清代的选择疑问句系统分为简式和繁式两个子系统，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徐氏发现清代的很多重点句式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因此得到结论：“就选择疑问句系统来看，清代的汉语还只能说是近于成熟的现代汉语”［１７］。邵敬敏（１９９４）则考察了现代汉语的选择疑问句系统，邵氏首先讨论了选择问句的形式特点以及前后选择项的语义关系，接着探讨了相同项的省略规则、变项与疑问点的内涵，最后多角度地探讨了选择问的应用价值。

除了对选择疑问句本体的关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选择疑问句中的选择问记号、句群形式、选择问的规范标点格式以及删除规则等，较有代表性的是梅祖麟（１９７８）、李崇兴（１９９０）和刑福义（１９９３）等。梅祖麟（１９７８）对现代汉语选择问句句法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考察，在讨论的过程中，梅氏对联系选择问句的联系词“还是”“为”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根据梅氏的考察，五世纪以后，汉语里先后用“为、为是、为当、为复”做选择问记号，之后“还”取代“为”。李崇兴（１９９０）对选择问句“还是”的来历进行了考察，且对梅氏从语音方面解释“还”取代“为”提出了质疑，李氏对“还是”的成立的过程作了总结：“还”表“却”义→“还”起加强语气的作用，用于各种问句→还＋是，用于选择句→“还是”成为一个语词，作选择问记号。

（１９８３），黄正德（１９８８）等。黄国营、周志刚（１９８３）向我们介绍了一个能自动针对句中名词性成分（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把汉语陈述句转换成特指疑问句的系统，即ＮＳＱＴ系统，并讨论了有关汉语名词性特指问转换限制规则的几个问题。黄正德（１９８８）则以形式语言学中的“模组语法理论”为依据，对正反问句的“ＡＢ不Ａ”型和“Ａ不ＡＢ”型两种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并证明了两者来源的不同。

相对于是非问和选择问，学界关于正反问和特指问的研究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是黄国营、周志刚

　　三、新世纪以来的汉语疑问句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疑问句的发展进入全面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关于汉语疑问句研

究的专书大量出现，且以断代疑问句史的描写为主；汉语方言疑问句的成果大量出现，且出现了汉语方言疑问句研究的专书；专书的疑问句研究大量出现，且以专书的某类疑问句研究为主；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所占比重增加，且逐渐开始以声学实验、语料库、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作为辅助。

新世纪以来，汉语疑问句研究的专书层出不穷，大量汉语疑问句的断代史描写进入我们的视野，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开骅、李素英、叶建军、张鹏丽、傅惠钧等的相关研究成果。刘开骅的《中古汉语疑问句研究》以中古时期的汉语疑问句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了中古文献和汉译佛经为语料，分别对中古时期的是非疑问句、特指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正反疑问句进行了考察，虽然题目是中古时期的疑问句研究，但刘氏基本描写了汉语疑问句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史，对疑问句的历时演变以及来源进行了探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很多结论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如对中古时期是非疑问句发展特点的总结，且首次构建了选择疑问句句式系统。李素英的《中古及近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则对刘开骅的《中古汉语疑问句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疑问副词和一些特殊句式进行了深入探讨，选用了诸多中古时期的代表性文献，近代语料则选择了《聊斋俚曲集》，对其中的选择问句、正反问句、是非问句等疑问句式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古和近代汉语后期的语法和词汇全貌以及整个汉语疑问句式的发展演变规律。叶建军的《祖堂集疑问句研究》也是中古汉语疑问句研究的代表作之一。《祖堂集》在汉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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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接中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是极其重要的语料。叶氏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静态描写与动态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祖堂集》疑问句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材料丰富，在近代汉语疑问句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张鹏丽的《唐宋禅宗语录疑问句研究》则对唐宋禅宗语录中的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进行了考察，并总结了这些疑问句与上古、中古问句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以及某些问句在用法上表现出来的禅宗语录独特的风格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唐宋疑问句系统的来源和演变，张氏的研究首次细致地描写了唐宋禅宗语录疑问句的全貌，对整个汉语疑问句发展演变脉络的勾勒有深远的意义。傅惠钧的《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将明清时期汉语的疑问句系统分为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三部分，并一一进行了考察，此外，傅氏也对明清汉语疑问标记的非疑问用法进行了探讨，可以说较全面地描写了整个明清汉语疑问句系统。

（２０００），王文卿（２００４），李改样（２００５），郭利霞（２０１１）和乔全生、鲁冰（２０１６）等均对山西方言的疑问句进行了考察，此外，郭利霞的《汉语方言疑问句比较研究以晋陕蒙三地为例》是迄今所见第一部方言句法研究的专著，该书对山西、陕北以及毗连的内蒙西部地区乃至汉语各方言的疑问句作了全面的描写、分析、比较和解释。作为描写分析单点方言语法的研究成果，该书对于方言语法的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作出了独到的贡献。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各地方言中疑问句的用法，主要包括对疑问句尾语气词、疑问标记的研究和某类疑问句的研究两个方面。

（２００３）、王玥雯（２００７）、王敏红（２００７）、许培新（２０１３）和高育花（２０１３）等，其中近代的专书研究成果较多、李焱（２００３）对《醒世姻缘传》中的正反疑问句进行了考察，郭爱涛（２０１１）则分别对《儒林外史》中的是非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反诘疑问句研究进行了考察。

疑问句尾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新世纪以来关于疑问句尾词也有很多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儒（２０００），龙国富（２００３），贾齐华（２００３），何亚南、张爱丽（２００４），王华（２０１４），傅惠钧（２０１５）和宗晓哲（２０１５）等。疑问句尾“为”在这一时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最早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认为“何以文为”即“以文为何”，由此看来，马氏认为“为”是动词，朱运申在《关于疑问句尾的“为”》中也提到“为”是动词，之后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王克仲、廖振佑、洪成玉、徐福汀等认为“为”是语气词，张儒（２０００）也认为“‘何以文为’、‘何以为’、‘何辞为’三类句式中的‘为’，都应解为语气词”［１８］，并对朱法化途径和机制。与龙国富（２００３）类似，贾齐华（２００３）也对疑问句尾“为”的词性演变进行了考察，对于学界关于“为”词性的争议，贾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的词性并不是单一的，恒定不变的，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或者认定是动词，或者认定是语气词，都是片面的”［１９］。同时贾氏提出“何以…为”中的“为”早先是动词，在这一点上肯定了朱运申的观点，之后贾氏叙述了“为”由动词到介词最终演变为语关于这种句式中“为”的性质学界莫衷一是，何亚南、张爱丽（２００４）就学界关于“为”性质的三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类‘为’字的词性只能是加强疑问语气的语气副词”［２０］。至此，我们会发现，学界关于“为”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的词性；二是“为”的发展演变。

新世纪以来，声学实验、语料库、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逐渐进入现代汉语疑问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建强（２００８），李爱真、徐明星、蔡莲红（２０１４）等。张建强（２００８）基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运用计算机软件对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和７０—８０年代的疑问句进行了定量统计，通过对各类疑问句使用频率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２０世纪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疑问句的使用情况。李爱真、徐明星、蔡莲红（２０１４）根据汉语疑问句的局部声学突显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声学特征凸显检测汉语疑问句的方法，分析了疑问语气凸显的声学特征，提出频谱特征是重要的区分性特征。阎锦婷、王萍、石锋（２０１４）则通过考察正反疑问句的调域、词调域等音高位置、跨度和音高起伏等方面的规律性表现，分析了普通话中疑问标记复用的声学现象，在考察过程中同样运用了声学实验的方法。·１４６·

气词的过程。主谓之间加“为”的句式是中古时期独特的语法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氏提出的论据进行了论证。龙国富（２００３）则讨论了“为”在姚秦译经中的使用情况，并探讨了“为”的语

新世纪以来，专书的疑问句研究成果颇丰，较有代表性的有冯凌宇（２００１）、曹瑞芳（２００２）、李焱这一时期汉语方言疑问句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且山西方言疑问句的研究成果较多。史素芬

总之，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语疑问句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１）共时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历时研究的成果较少。大家把较多精力放在了现代汉语疑问句的研究，而对古代汉语疑问句的研究以及疑问句发展演变史的研究则比较冷落，尤其是上古汉语疑问句及近代汉语疑问句的研究相对更为薄弱；（２）关于汉语疑问句句法特征讨论的成果较多，而对汉语疑问句语义、语用特征加以研究的成果则比较少见，在这个领域有着较为广阔的空间；（３）在对汉语疑问句研究的过程中，关于疑问语气词、疑问副词、疑问代词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对疑问句句式本身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关于古代汉语疑问句的句法结构特点的总结还有待于加强。

［１］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２：２８１．［３］　徐仲华．谈谈疑问句和反诘句［Ｊ］．语文知识，１９６０，（４）．［４］　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Ｊ］．中国语文，１９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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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责任编辑：曹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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